寫了《告別馬大》和《完美的告別儀式》的文章後，很多人以為我告別的是大馬。這段時間，我收到很多病人和讀者的電郵和短訊，也接到很多電話，問我下一站往哪走？不再做醫生不覺得可惜嗎？是不是要回英國了？他們還祝我前程似錦。雖然英國曾經是我的第二個家，但是，我回家的方向只有一個，我認得回家的路途是朝著馬來西亞的方向走。再說，醫生是我的終身志業，我不會輕易就放下手中的刀。

接到病人問候的電話，我說我到其他醫院去服務了。雖然在電話上無法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，但從他們的語氣中，我感覺到他們支吾以對，其中一個病人還問我，他能不能到我的新工作環境探望我。

上個星期六，對方出現在我面前了。我端詳他的臉孔良久卻完全認不出他來。直到陪伴他前來的女兒開口說話時，我才知道他是誰。他這女兒很孝順，以前陪父親來就診時，會把對父親的癌症的疑問詳細地列在紙張上，然後逐一問清楚。因為記得這位孝順女兒的聲音，所以聽到這把聲音時，我才想起聲音是為誰而響的。

密友問，離開馬大醫院後，我還會有病人的故事可以繼續寫下去嗎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那是一個全新的環境，全新的挑戰。然而，生命是有趣的，生活會不斷發生或大或小的事情來讓人有所領悟，這些，都是成長的禮物。

在新環境工作的第一個星期，我遇見一個29歲的女病人。她因排尿時感到疼痛且有血，所以找了兩個醫生做檢驗，因為年輕，開始時醫生認為是細菌感染，後來經過掃描發現膀胱上方有腫瘤。婦科醫生對她說不用緊的，在她這年齡患上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子宮肉瘤，后來經泌尿科醫生透過內視鏡取活檢后才發現是癌癥。

29歲就罹患癌癥，她自己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，突然間，她覺得自己的世界末日了。她抱著一線希望，帶著之前的診斷報告來找我，她罹患的是非常罕見的膀胱癌（Urachal tomour），全世界只有兩百多宗病例，我在倫敦醫院工作時看過兩宗，在馬大醫院工作三年不曾接觸過，沒想到一到新環境上班就面臨了新挑戰。

4月7日是我在馬大醫院工作最后的一天，我最不拾得的是我的病人。其中有幾個是我這些日子以來一直在關注的，只要看到他們的臉孔，他們的病例自然會在腦海里重播。前幾個星期，病人來門診室問我是不是真的要離開馬大醫院，我一直逃避回答問題，因為心里很難受，我甚至希望4月7日這天快點來臨，好讓心中那依依不舍的感覺可以馬上消失。

那些我治療他們已久的病人，我在離開前寫信給他們以交代病況，以便日後身體健康出狀況時，可以帶著信件到馬大醫院讓新的醫生了解狀況并方便做跟進。那天，我在診所寫報告時，來自印尼的老婆婆致電給我，她說排尿出血，全家人決定帶她回來動手術。于是，在離開馬大醫院前接了她的手術。

老婆婆的手術日期訂在星期五，但由于血太薄，擔心手術過程出現流血不止的情況，于是手術日期改在清明節。當天，我在家鄉掃墓后匆匆忙忙趕回吉隆坡為她動手術，手術從下午開始一直到翌日凌晨才順利結束。手術后的第一天需要細心觀察，以免感染細菌，而老婆婆也很爭氣，安然無恙的過了第一天。

為了在事業上有更大的貢獻、更高的成就，我做了一個決定，這決定很快地就在我的生活上帶來挑戰……
兩個月前，本地一間國際私人大學對我的醫學研究表示有興趣，於是，我在兩個月前接受了這家大學的副教授一職，這正意味我要告別馬大醫院，同時也要告別馬大醫學院了。

我在復活節當天正式成為私人大學的副教授。我不是基督教徒，我不知道復活節的意義是什么，但這天對我來說，在某個程度上，也代表了我的身份重生。還未正式教書以前，大學安排教授參與培訓課程，重新訓練教授們以新的教書方式來培育學生。這新的教書方式，正是我的挑戰。

以前，我站在偌大的講堂里傳授我的知識，學生在臺下聽，不明白的地方就發問。可是，現在我換到一個被動的角色去了。這所大學的作業方式，是要學生回家各自準備功課，下一堂時，每個學生就自己準備的課題站出來”教課″，而教授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聽學生”教書”。若學生離題了，教授才適時給予引導。

通常，我很少在星期天巡病樓，因為當天來探病的人多，病人的家屬基于關心親人的病情，難免會問長問短，這樣一來，就會耽誤時間去處理其他病人的事務。矛盾的是，星期天，也是我比較有充裕的時間來和病人溝通的一天。

上個星期天，因為不想讓病人認出，我早上和孩子吃過早餐後，一身穿著輕便的回醫院看病人。病樓的最後一間病房，是單人病房。一般上，住在單人病房的病人情況是比較嚴重的，因為擔心被感染，所以才與其他病人隔離開來。

這間病房里住的是一個年輕的外勞，他今年27歲，9個月前，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他因建筑工程基礎不穩，墻身倒下壓在下半身，導致盆骨裂開，波及膀胱、前列腺，甚至導致直腸斷了，里頭的骯臟物流到其他器官而受污染，因此，手術後，後遺癥很多。